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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教育高质量的三个难题

日期:2021-03-19 11:13:23



难题之一:产教融合“两张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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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等产教融合政策接续出台,产教融合从政策上来说迎来春天,但是在具体落实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校企‘作而不合’、产教‘合而不融’的问题仍然存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但产与教、校与企并没有真正走到一起,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

“各地在政策执行上是不均衡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存在政策配套实施细则缺失,重出台、轻执行,各部门综合协同参与不足、行动滞后等现象,对已经入库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来说,在税费减免、财政拨款、优惠利率等方面还缺少配套的落地政策,导致企业在具体申请时遇到困难,产教融合面临着“学校热、企业不热,中央热、地方不热”的问题。

究其原因,许玲认为,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的执行落地需要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人社部门、税务部门、相关企业等密切合作才能完成,因此政策落地实施的难度比较大。

葛道凯分析说,从管理体制上来说,主要还是统筹不够,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产教融合的牵头单位是发展改革委,而企业则是在多个不同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并未得到很好地统筹,影响了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希望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葛道凯建议,出台《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这样可以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同时,建议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局,统筹管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并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的基本规范。

“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成效监测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2022年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将完成,具体落实情况怎么样,国家需要心里有底。”许玲说。

针对产教融合中多部门统筹难度大、政策执行不均衡的问题,许玲建议建立“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培育或遴选独立的社会第三方组织,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落地情况的专业性监测,明确行政部门、立法机关、行业协会、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相关组织机构作为产教融合政策监测体系的参与单位,并赋予相应的职责和权力,监测对象为职业学校(包含技工类院校)、产教融合型企业、相关参与产教融合的政府部门,监测结果纳入省级政府领导班子考核。





难题二:职教本科推进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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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职业教育推进到本科层次,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2019年以来,教育部已经批准了22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试点。今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职教本科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虽然开展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工作,本科职业院校的数量也在增加,但进展相对缓慢。”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认为,从纵向来看,目前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瓶颈主要在本科层次。本科职业教育作为整个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要进一步加强系统规划。

对此,李修松建议,加快出台“职教高考”制度。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的一种类型教育,职业高校应当有其特定的入学标准和人才选拔方式。继续将其纳入普通高考,成为普通高校落榜考生的收容学校,是极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认为,需尽快出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位管理及授予办法、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及相关专业教学标准等。参照普通本科高校“双一流”、高职“双高计划”模式,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纳入国家层面高校建设计划统筹考虑。

当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有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模式,有教育部升格的一批民办高职院校,有独立学院与职业院校合并为职业大学的探索。

“寄托于独立学院转设,没有把高职直接升本作为一个主渠道,立足点有偏颇。”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建议,将2019年教育部遴选的56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升格为职业大学,作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进一步扩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郑亚莉认为,这批学校类型特色鲜明,学校办学基础扎实,在技术技能积累、教育教学改革、职业技能大赛等方面代表了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高水平,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李修松也建议,综合考虑高职院校的发展需要和办学质量,有计划、分批次、分地区升格一批国家示范高职或骨干高职院校,授予这些学校和部分优势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权,与地方应用型本科大学一起试办职教本科教育。

立法修订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目前的《职业教育法》是25年前制定的,并未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9年公布的《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有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相关表述。郑亚莉建议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供法律依据。





难题三: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欠账难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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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分别提出“加大涉农高校、涉农职业院校、涉农学科专业建设力度”,“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今年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加快补齐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短板。

“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存在涉农专业招生困难、办学困难、教师不足等问题,农村职业学校存在非农化倾向。”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说。

朱晓进建议,将涉农职业教育纳入各省份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常规工作,增设由分管领导负责,由教育、人社、农业、财政、民政等部门组成的涉农职业教育工作小组,推进规划布局实施。同时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高度出发,由省级财政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农村职业教育,提高生均经费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在调研中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主要存在投入不足、师资不足和产教融合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导致职业院校普遍办学条件差、水平低,毕业生技能素质不高,服务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能力不强。

“中央财政设立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支持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培训少数民族群众劳动技能、推广先进适用的生产技术,同时探索设立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基金。”苏华说。

民进中央今年两会的提案也关注到了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问题,提案建议,大力发展初中起点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满足欠发达地区民众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推动东西部职业教育深度协作,继续加强与东部职业院校跨区域合作办学;加大欠发达地区校企合作的政策供给,支持区域大型企业兴办职业院校,允许通过多种途径拓宽筹资渠道,通过多元方式改造办学活力不足的公办职业院校。